中國式現代化既包括城市的現代化，又包括農業農村現代化。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不全面的。《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中不少著作都對農業農村現代化作出深刻論述。比如，《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指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任務，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必然要求”；《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等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戰略部署，明確了農村改革的重點任務。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開宗明義指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加快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并對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作出重要部署。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落實好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部署要求，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關鍵在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堅持所有權、保障承包權、用活經營權》中指出：“解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根本要靠深化改革，調動億萬農民積極性。黨中央對深化農村改革高度重視。”通過改革不斷調整完善農業農村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新征程上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遍及全國，極大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之所以能夠用有限資源穩定解決14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讓全體農民擺脫絕對貧困、同步進入全面小康，實現鄉村建設有序推進、城鄉關系不斷重塑、農業發展邁上新臺階，關鍵就是靠改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通過完善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制度、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建立“三農”投入穩定增長機制等改革舉措，不斷激活鄉村要素活力和農業農村發展動力。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我國農業再獲豐收，農村和諧穩定，同時國際環境復雜嚴峻，我國發展面臨的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越是應對風險挑戰，越要夯實“三農”工作基礎。當前，我國城鄉二元體制尚未完全破除，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依然是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比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農業生產效率相對較低、農業比較效益低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明顯不足，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非農產業的1/4左右；鄉村產業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主要問題是規模小、布局散、鏈條短，品種、品質、品牌水平都還比較低，一些地方產業同質化比較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2024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34；農村社會保障、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也存在保障水平不高、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有待加強等短板弱項；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反映，都是發展中亟須破解的難題。
解決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諸多難題，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農業農村改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緊扣城鄉融合發展，對進一步深化農業農村改革作出重要部署；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以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為動力并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這些重大改革舉措，既是黨中央圍繞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重點任務提出的針對性舉措，又統攝于加快農業強國建設、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等戰略目標之中，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反映了我們黨做好“三農”工作的策略和思路。
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要樹立城鄉“一盤棋”理念，不能僅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要充分認識鄉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之間的有機聯系，注重城鄉改革發展的統籌協調和各項改革舉措的系統集成，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關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特別是實現糧食安全、加快農業產業轉型升級、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等重點領域，以重點突破帶動全局發展，取得“一子落而滿盤活”的改革實效。堅持因地制宜，立足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發揮自身優勢，服務大局需要，從本地農業農村發展最迫切、農民反映最強烈的實際問題入手，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辦一項是一項、辦一件成一件，不要一股腦去搞脫離實際的“高大上”或“面子工程”的東西。
抓住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重點突破
進一步深化農業農村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要堅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這是因為農村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改革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需要全方位、多領域統籌協調。同時，農村一些領域長期累積的深層次問題往往成為制約改革進程的重要“瓶頸”，具有突出的現實緊迫性和復雜性，需要通過發揮改革的牽引作用進行重點突破。《文選》中多篇著作都對抓住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作出深刻論述。比如，《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堅持創新發展，既要堅持全面系統的觀點，又要抓住關鍵，以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突破帶動全局”；《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需要正確把握的幾個關系》指出：“要堅持重點突破，在整體推進的基礎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有針對性的具體措施，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等等。這些重要論述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進一步深化農業農村改革，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貫徹落實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落實好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部署，緊緊抓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推進改革，謀細抓實改革重點任務，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把牢糧食安全主動權，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指出：“我反復講，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只有把牢糧食安全主動權，才能把穩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主動權。近年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穩了中國飯碗，有力維護了糧食安全。同時要清醒認識到，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沒有變，耕地“非農化”“非糧化”問題依然突出，耕地占補平衡存在量不足、質不高等問題。隨著我國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端牢中國飯碗的壓力仍然較大，比如我國玉米供需依然處于緊平衡，大豆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且進口來源地高度集中，很容易被“卡脖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加快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完善高標準農田建設、驗收、管護機制，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種植基本農作物管理體系等，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對持續增強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作出重要部署，這將破解耕地“非農化”“非糧化”“低質量”等突出問題，提升糧食生產的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加快農業轉型升級，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習近平總書記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中指出：“我國農業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要堅持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加快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隨著居民消費需求變化、城鄉關系調整，農業功能從原來的糧食農業拓展為休閑農業、生態農業甚至文化農業，一二三產業融合的農業新形態正在形成，這些變化孕育著農業產業革命。從本質上看，農業產業革命是在技術革命性突破的牽引下，通過土地、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重新組合及其持續升級，實現農業生產函數的躍遷，從而推動農業深度轉型升級，農業產業鏈得以延伸，農產品附加值和品質得以改善，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得以提高。當前，我國農業發展存在著結構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生產要素水平較低、產業鏈水平有待拓展等問題，阻礙著農業轉型升級。從根源上看，這些問題的產生與我國農業經營體制不完善和農業服務體系不健全等密切相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有序推進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試點，深化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完善農業經營體系，促進農民合作經營等；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對推進農業科技力量協同攻關作出部署，這些舉措系統性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將為農業轉型升級提供體制保障。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激發脫貧地區、脫貧人口的內生發展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各項工作，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成效更可持續。”打贏脫貧攻堅戰后，黨中央在“十四五”時期設立銜接過渡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逐步實現由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推動“三農”工作重心歷史性轉移。近幾年，旱澇等自然災害多發重發，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脫貧群眾的產業發展、就業增收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我國對存在返貧風險的人口實施了動態監測和有效幫扶，在多重沖擊下始終筑牢全面小康社會的底線。當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還面臨一些問題，如統籌協調工作不暢、農村集體經濟薄弱、部分脫貧人口自主脫貧意識淡薄等。為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在提出完善覆蓋農村人口的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的同時，還提出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分層分類幫扶制度等，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設置“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章節并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兼顧了防止返貧和治理相對貧困兩大目標，有利于激發脫貧地區、脫貧人口的內生發展動力，增強其可持續發展能力。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進新型城鎮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解決好人的問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城鎮化最基本的趨勢是農村富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快速城鎮化進程，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6.2%，提前完成了“十四五”規劃中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5%的目標。與此同時，2023年底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8.3%，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相差17.9個百分點。這說明，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解決好人的問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當前，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面臨一些障礙，比如戶籍制度壁壘導致落戶難、就業歧視和工資歧視、與戶籍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缺失等，導致農業轉移人口難以真正融入城鎮。為此，必須采取有力舉措讓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讓能進城愿進城的人更快更好融入城市。近年來，各地在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方面進行各種有益探索。比如，山東濟南設立外來務工人員綜合服務中心，提供就業指導、崗位推薦、職業培訓、社會保障等一站式精細化服務，幫助他們更快融入城市，也有助于通過市場機制合理配置城鄉資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產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動機制，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等改革任務，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這將進一步提升中小城市和縣城對產業和人口的承載能力，有利于消除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后顧之憂，增強其市民化的意愿，同時有助于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熊雪鋒、劉守英，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經濟學院）
來源：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