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和政府”作為聯接和調控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紐帶和中樞”，是實現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的“動力和引擎”。因此，“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進而加快構建起“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構建“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充分尊重市場主體的經濟理性，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實現準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行為規范，充分發揮我國巨大市場潛力，聚集國內外資源要素，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第一，尊重市場主體追求物質利益的經濟理性。物質利益是驅動經濟發展，引領資源配置的原動力，更是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支撐點，是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暢通供給和需求的紐帶。因此，搞市場經濟首先必須尊重“趨利避害”的物質利益原則。
第二，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暢通供給和需求的“基礎硬件”。要強化統一大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推進市場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立公平規范高效的市場監管體系。打造高標準商品、服務和要素市場，促進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大力發展物聯網，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全社會物流成本，增強統一市場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激發融合發展的巨大潛能。建立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促進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流動交融。加快統一市場法規及標準的建立和修訂，堅決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
第三，要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場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點任務。要深入開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健全要素市場體系，擴大配置范圍，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破除勞動力和人才在城鄉、區域、不同所有制單位間的流動障礙。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加快發展技術要素市場，完善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的機制，依法維護公共利益，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
第四，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標準市場體系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障市場有效運行的重要基礎。要堅持平等準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暢通市場循環，疏通政策堵點，提升市場監管服務的規范化和便利化程度。全面完善產權制度，完善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強產權執法司法保護，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優化新業態新領域市場準入環境。健全公平競爭制度，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既要建立健全統一規范、信息共享的招標投標和政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采購等公共資源交易平臺體系，實現項目全流程公開管理，又要健全企業破產機制，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完善企業退出制度。全面推進社會信用建設，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完善市場主體信用承諾制度，構建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科學高效的宏觀經濟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也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強化系統思維和底線思維，著力健全目標一致、合理分工、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推動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高質量發展。
第一，要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宏觀調控是黨和國家治理經濟的重要方式，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要加快構建國家戰略制定和實施機制，加強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增強國家戰略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健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體系，強化規劃銜接落實機制，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基礎作用，增強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實施支撐作用。圍繞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重大戰略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尤其要把大量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避免形成“合成謬誤”。
第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預算制度，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統一預算分配權，提高預算管理統一性、規范性，完善預算公開和監督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規范稅收政策，深化稅收征管改革。要完善政府債務管理制度，規范非稅收入管理。要優化各級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劃分，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
第三，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積極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完善金融機構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發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支持長期資金入市。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強化監管責任和問責制度，加強中央和地方監管協同。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全面實行股票發行注冊制。深刻認識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特性和行為規律，充分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科學設置“紅綠燈”，健全事前引導、事中防范、事后監管相銜接的全鏈條監管體系，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第四，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包容性”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是指各類要素主體通過向市場提供生產要素并按市場評價的貢獻大小而取得收入，本質上是生產要素價格決定問題。堅持按勞分配，把社會財富按照每個人勞動貢獻的大小及其效率進行分配，做到“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基礎。因此，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強化工資收入分配的技能價值激勵導向。同時，要完善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政策，構建充分體現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創新要素價值的收益分配機制，充分調動各類人才和企業家的積極性。創新宅基地收益取得和使用方式，探索讓農民長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有效途徑。合理分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兼顧國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居民權益。探索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鼓勵和引導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完善投資者權益保護制度。
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場調節的作用，主要解決的是分配的效率問題，但僅依賴市場調節仍難以實現共同富裕，有時甚至會加大貧富差距，因為市場并不總是有效，比如壟斷就會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因此，這就需要政府從正義和公平出發進行收入再分配，把人們和企業從通過市場取得的初次分配收入，用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進行再分配。區域、城鄉之間的轉移支付、財政補貼、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是再分配調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通過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進行轉移支付和財政補貼，加強教育、社保、醫療、文化等領域社會性支出的均等性，不僅可以在短期有效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從長期來看，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助于減少人力資本積累和未來就業機會的不平等，從而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三次分配是指人們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間的捐贈和轉移收入。第三次分配是從社會維度上進行調整，基于社會成員在自愿基礎上，通過公益慈善事業的方式進行社會救濟和社會互助。大力發展第三次分配，有利于推動第三次分配與二次分配中的稅收政策相互銜接與配合，通過制定合理累進的遺產稅、房產稅、所得稅、利得稅或者對捐贈財物給予稅收減免，來提高企業和中高收入人群的捐贈意愿。【韓保江，作者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