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民增收的趨勢和特點，研究探討了新形勢下農民增收面臨的形勢，特別是農民增收存在的難點和問題，明確提出要深入貫徹落實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不斷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構建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和政策體系。
「關鍵詞」農民增收?形勢分析?路徑選擇?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不斷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農民增收事關促進共同富裕大局，始終是“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民收入保持穩定較快增長勢頭，同時也面臨增收傳統動能減弱等新挑戰，需要加快構建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和政策體系，多渠道推動農民收入實現持續較快增長。
一、農村居民收入呈穩定較快增長勢頭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大對農村居民增收支持力度，農村居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收入水平連續邁上新臺階，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持續縮小。
（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年實現“雙超”。2022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133元，和2012年比，10年年均實際增長7.0%。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多年實現“雙超”。即：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連續10年超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與GDP增速比較，除2016和2018年分別低于GDP實際增速0.6和0.1個百分點外，其他年份均高于GDP實際增速。
（二）農民增收渠道進一步拓寬。黨的十八大以來，經營凈收入和工資性收入依然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兩大重要支柱，但收入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是經營凈收入所占比重逐年遞減。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所占比重從2012年的43.6%下降到2022年的34.6%，下降9.0個百分點。二是從2015年開始，工資性收入超過經營凈收入，成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第一大來源。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由2012年的3123元增加到2022年的8449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12年的37.2%增加到2022年的42.0%，上升4.8個百分點。三是財產凈收入所占比重穩中略增，從2012年的2.0%提高到2022年的2.5%，上升0.5個百分點。四是轉移凈收入所占比重明顯增加，從2012年的17.2%增加到2022年的20.9%，上升3.7個百分點。農民增收的結構動力發生較大變化表明，多數地方非農業收入已成為主要來源，在部分農業大省農業經營凈收入仍是主要來源。
（三）低收入和欠發達地區農民增收成效明顯。2021年，我國勝利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脫貧攻堅使脫貧地區農民收入快速增加。2012-2022年，全國832個脫貧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283元增加到15111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8.9%，比全國農村年均實際增速快1.9個百分點。從五等份分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情況看，2017年以來，20%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總體高于其他分組。分區域來看，2014-2021年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最低，但增長速度快于其他地區和全國平均增速。
（四）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持續縮小。2012年以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持續高于城鎮居民，扣除價格因素，2012-2022年年均實際增長7.0%，高于城鎮居民1.7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12年的2.88:1縮小到2022年的2.45:1。
二、持續增加農民收入面臨的難點和問題
近些年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仍面臨一些挑戰，持續增加農民收入、不斷縮小城鄉差距、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任務艱巨。
（一）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仍然較大。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一直呈擴大趨勢，由2012年的15738元擴大到2022年的29150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絕對差距擴大了1.34萬元，增長了85.2個百分點。
（二）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仍然較大。從2022年五等份分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看，20%低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0%高收入戶的10.9%，后者是前者的9.2倍。說明低收入農民群眾，特別是脫貧地區農民群眾的收入問題要持續予以關注和支持。
（三）地區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地區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明顯，2021年，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7948元，西部地區僅為東部地區的66.3%。以上海和甘肅為例，2021年上海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8521元，是甘肅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3元的3.37倍。
（四）農村居民增收的第一支柱動能不足。自2015年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經營凈收入后，工資性收入一直是農民收入第一支柱。從2012年到2020年，工資性收入比上年增長的比率從14.2%下降到5.9%，2021年增速回升，2022年增速回落，但2021-2022年兩年平均增速也只有10.1%，增速下滑趨勢較為明顯。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從2012年的37.2%上升到2022年的42.0%，貢獻率從39.1%上升到40.8%，農民增收對工資性收入的依賴程度較高。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整體呈現企穩回升的態勢，但全球經濟復蘇動能依然不足，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宏觀經濟形勢對農民工資性收入影響不容低估。
（五）農業比較效益偏低導致經營凈收入增長乏力。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是構成其收入的基礎支撐，但增速持續下降。從2012年到2020年，經營凈收入與上年相比的增長率從8.7%下降到5.5%，2021、2022年增速雖有回升，但2021-2022年兩年平均增長率僅為7.1%，比2012年下降1.6個百分點。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所占比重從2012年的43.6%下降到2022年的34.6%，貢獻率從29.4%下降到2021年的27.2%，2022年上升至33.8%。根據對全國主要糧食產品出售價格、成本、收益情況分析顯示，與2012年相比，2021年全國小麥、玉米、大豆每50公斤主產品的名義價格分別上漲了13.6%、13.9%、22.9%，稻谷下跌了1.8%。與此同時，稻谷、小麥、玉米、大豆每畝生產成本分別上漲了17.2%、18.1%、14.9%、14.0%，土地成本分別上漲了42.8%、60.1%、62.7%、76.1%，用地成本成為推高成本的大頭。稻谷、玉米、大豆每畝凈利潤分別下降79.0%、18.0%、67.2%，小麥每畝凈利潤年度間波動較大，但不少年份都是虧本。目前，農業經營凈收入仍是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的第一大來源，由于農資價格持續上漲、勞動力成本和土地租金剛性上漲，農業生產成本逐年增加，農業經營凈收入對增收貢獻呈減弱趨勢。
三、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需要綜合施策
貫徹落實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實現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應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統領，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著力激發鄉村內生發展動力，鞏固提升傳統增收渠道，加快培育增收新動能，健全農民增收政策體系，提高政策精準性有效性。
一是拓寬農民經營性收入來源。不斷延長農業產業鏈條，推動農業價值鏈向中高端邁進。發揮縣域農產品加工業在縱向貫通產加銷中的中心點作用，打造創新能力強、產業鏈條全、綠色底色足、安全可控制、聯農帶農緊的農業全產業鏈，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創新發展農村電商產業。大力發展農村電商、短視頻直播、定制農業、共享農業、農創客等新產業新業態，使之成為挖掘農村資源、拓展產業體系、提升價值的有效方式。搭建平臺載體增強產業協同力。以一村一品、一鎮一業、一縣一園、一省一群平臺體系為依托，構建研發在縣、制造在鎮、基地在村、增收在戶的發展格局。通過在生產兩端、農業內外、城鄉兩頭共同發力，帶動引領重塑農業產業形態、推進農業產業鏈從低端到高端提升。在延伸農業產業鏈的同時，要防止“產業鏈長了，離農民遠了”，加快完善利益聯結機制，通過就業帶動、保底分紅、股份合作等多種形式，讓農民合理分享全產業鏈增值收益。形成企業和農戶產業鏈上優勢互補、分工合作的格局，農戶能干的盡量讓農戶干，企業干自己擅長的事，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
二是拓展農民就業增收空間。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增收，既要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吸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也要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拓展就近就地就業空間。繼續引導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建立和完善平等競爭、規范有序、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落實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平等就業、同工同酬制度。推動農村勞動力有序外出就業，加大對脫貧人口轉移就業支持力度。深入實施以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的職業技能提升計劃，創新培訓內容和方式，拓寬就業創業渠道。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資集體協商和企業薪酬調查制度，落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積極擴大鄉村就業空間。統籌城鄉產業布局，將城市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農村地區產業園轉移，實現城鄉產業合理布局、優勢互補。積極承接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支持發展新型勞動密集產業，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大力發展特色縣域經濟、魅力小鎮、鄉村旅游和農村服務業，為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創造空間。深入實施返鄉創業能力提升行動、鄉村就業創業促進行動，培育一批家庭工場、手工作坊、鄉村車間，鼓勵在鄉村地區興辦環境友好型企業，實現鄉村經濟多元化，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創新農村勞動力就業領域和方式。鼓勵發展家政、養老、護理等生活性服務業和手工制作等民族地區特色產業，吸納更多中低技能勞動者就業。大力發展城鄉社區服務，擴大勞動力市場的包容性。完善城鎮失業登記制度和農村失業登記制度，對處于無業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在常住地進行失業登記，并為其提供均等化公共就業服務和普惠性就業政策。分類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縣域內農民工市民化成本最低且公共服務保障難度最小，關鍵要解決好生活就業的穩定性、增加落戶進城的福利、提升落戶的吸引力；跨省農民工落戶意愿最高，但制度性障礙最多、市民化成本最高，需要解決好教育、社保等制度接軌、公共資源承載力等問題；縣外省內農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推進省內統籌，實現對省內農民工的統一服務管理，不斷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和生活品質。
三是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繼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做好確權、賦權、活權文章，進一步明晰各類資產的產權歸屬，豐富產權權能，促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更好盤活農村各類資源資產。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具體實現形式，探索不同區域“戶有所居”的多種實現形式，盤活農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推動開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融資，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
四是筑牢農村民生保障底線。加快補上農村生活性基礎設施短板，因地制宜推進農村改廁、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處理等，使農村逐步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優化農村公共服務供給。著力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多渠道增加農村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加快發展面向鄉村的網絡教育。持續完善農村衛生健康服務體系，推進優質醫療資源下鄉，促進縣域內城鄉醫療同質化，提高農村傳染病防控和應急處置能力。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發展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在城鄉最低生活標準制度并軌的基礎上，加快實現城鄉標準統一。建立可持續的農村公共服務保障機制。創新公共服務多元化投融資機制，因地制宜構建好以政府為主體、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供給模式。打造農村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加強有效供給和精準供給。通過財政、金融等手段強化資金保障，加大在教育、衛生、就業、社會保障、公共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培養鄉村公共服務人才，特別要加大對農村急缺的養老、托育等方面人才的培養力度，加快補上農村養老、托育服務短板。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N].人民日報,2023-02-14.
[2]張紅宇.農民收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路徑選擇[N].農民日報,2021-12-04.
